这是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地方。
马云原来在国家外经贸部的信息中心，他怎么没能创新？后来走出了这个体制，走出了框框的束缚，异想天开，创造了奇迹。 四、改革务必要超越部门利益的掣肘，真刀真枪地开它几枪 现在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问题。
因此，我建议，要注意克服的新常态流行过程中的庸俗化和泛化现象。一个是官本主义，官府主导。但仔细研究与人相关的科技就绪度排名，中国仅排在第83位。本来提出新常态，是指经济新常态，而且有它特有的内涵（实际上有某种去曲解）。现在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有两条。
传到中国以后，国内学者翻译成这个词，自己觉得挺好，便把球传到有关方面，这是二传，后面还有三传和四传等，一直传到现在。中国的结构调整到了必须转换根本性理念的时候了。因为大家知道，当前的国际经济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比较不确定的因素。
这个后发优势不在于说，你过去已经用了多少年，也不在于说，你现在的收入水平达到怎么样一个的程度，而是看到你现在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多大。1994年，林毅夫与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几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者一起在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而结束了世界银行的任期之后，林毅夫又再次回到了这里。应该讲起来就是说，有相同的部分，但并不是说一带一路是受到这个的启发才提出的。而且当时参加的人也是最多的，那么我参加其他领导人的这种报告，那就可以发现不少空位，中国呢，是要提前去占位置。
那我说，我就问了说，对呀，但是它这个总量虽然不大，但是你怎么那么有信心，它不会引发其他问题？当时他们的看法是说，对三十年代经济大箫条的原因非常清楚，不会犯相同的错误。所以你必须，政府协调很多企业家，来提供这些完善，或是由政府直接来提供这些完善， 吴小莉：政府很重要的部分，是把外部的环境得要架构好，包括各种的体制、或者法制？ 林毅夫：但是什么叫做好的外部环境，跟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完全一样的，那么也就并不是说，发达国家的这个法制环境，发达国家的金融环境就是最优的环境， 你比如说，在世界银行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过去它是强调金融自由化的，过去它一再强调，应该去发展大银行，去发展股票市场，但是导致的结果，给发展中国家，实际形成的结果是什么样？ 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进行金融改革的国家，它导致70%、80%生产活动的农户跟微型企业，小型企业得不到金融支持。
2014年7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杨小凯十周年追思会上，林毅夫与张维迎有关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领域，政府到底该如何作为的论战成为了会议的焦点，并且在会后引发了舆论的大讨论。对发达家国家可能是有利的，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不过我想一带一路、亚洲基础投资银行，应该讲起来，跟使全球经济复苏的马歇尔计划来讲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理那一场报告，是施瓦布教授他亲自主持的，其他的报告一般他是指派他的副手主持的，这是一点。
在那次的采访中，他告诉我说，他是抱着再读一个学位的态度去世界银行的，而四年的任期结束之后，这个自称到世行是，考上大学的农村高中生，他交出了自己的毕业论文——《新结构经济学》。那么实际上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现在这些理论，它没有分清实体资本跟金融资本，真正对发展中国家有利是实体资本，金融资本，尤其是短期金融资本流动逐利来的时候像潮水，然后都进入到投机领域，走的时候又变成旱灾，那你的金融就垮台了。林毅夫：是啊，因为这是我的家。吴小莉：这很有非洲特色啊。
然后非洲有10亿人口，所以它是唯一能承接，我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地方，它目前的工资水平，在全世界上处于最低水平地区，而且它的年轻劳动力最多，如果我们转移到那个地方去，很可能就迎来，像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把它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们内地来的情形一样，有十年、二十年工资不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机遇，同时呢，也可以帮助非洲国家，抓住这种产业转移的机遇期，实现二十年、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帮助非洲国家摆脱贫困。转型的问题跟发展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转型是说你有一批不符合比较优势，没自生能力的企业在那个地方，如果你把保护补贴，全部取消掉的话它马上垮台，造成社会动乱，或是国防安全受到损伤， 所以你采取的可能还是，在要素市场上的扭曲，也可能在市场垄断上面来给它保护补贴，然后怎么样来创造条件，让它逐渐的从没有比较优势，变成有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变成有自生能力，来把那些必要的保护补贴逐渐消除掉，这是不研究你不会了解的。
2012年，3个月之后，就开始投产，两条生产线600个工人，到了3月份，它的产品就卖到美国去了，5月份就变成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12月份的时候，它雇佣的工人就增加到两千人。它的要素生产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的成本最低，但是如果你要在国际上有竞争，你的总的成本必须低，总的成本里面还包括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决定于交通基础设施、企业营商环境是不是好。
2008年的8月底，到任世界银行仅3个月的林毅夫去了美国中西部的度假胜地，杰克逊霍尔小镇，这里因为美联储每年组织的宏观经济会议而得名。你对发生过去的危机的那些因素，你是可以防范的，但可会不会有新的因素你意想不到的。另外我们不仅有好的投资机会，我们政府的总体负债的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40%多一点，不到50%，这在全世界上比较起来，还是财政状况最好的国家。可是你还必须有第一个去吃螃蟹的人，那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政府必须，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给予一定的激励机制的补偿，不仅是这样子。 吴小莉：很高兴又再次回到了北大的校园里头见到您。我跟世行的同事讲这些观点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是天方夜谭，但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到埃塞俄比亚去碰到他们当时的总理，来跟他谈说， 中国的经验是什么，中国的做法是什么，这些经验做法在你这个国家，到底可不可用。
林毅夫：那转型中国家就有很多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一些扭曲。 吴小莉：这回您已经从世行毕业了？ 林毅夫：都毕业了2年半了，快3年了。
吴小莉：谢谢，谢谢林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但是我觉得这个分析不很准确，因为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快速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跟发达国家的技术跟产业差距的后发优势。
那么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在20国峰会里面，不仅在首尔的峰会上面提出，2013年在圣彼得堡峰会上面也再度提出，2014年在布里斯班的时候，基础设施也再度被提出，但是同样也没有人把钱放进去。吴小莉：我们其实很好奇，因为您的行程是满档的，非洲就去了14次，怎么有时间写这个，据说是半夜，挤了自己睡眠的时间，做这个论文的？ 林毅夫：我想这个，因为要把自己想到的东西，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经历的实证是什么，要写出来， 当世的人可以读到，未来的人可以读到，我想这是一个学者的责任，在那种状况之下，虽然忙，但是这些观点、这些论述，把它记述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学者的本分，所以多花点时间，挤占一点睡觉的时间，这些是值得。
然后在弯道创新的地方，那就是说我们怎么开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让这些有高人力资本的人，他能够利用我们国内市场的优势，然后去创新新的产品。吴小莉：但是潜力在那里，怎么能做到不出岔子，能够真的把经济发挥出来，把差距拉近？ 林毅夫：那就当然是，一方面呢，前面谈到的，你还是必须以投资拉动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7971公里，是达沃斯距离北京的飞行距离，虽然遥远，但是中国热度不减。当时这个观点大家不太同意，因为大家普遍判断是—— 吴小莉：7季。
《首尔发展共识》的第一条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但是用韩国做参照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说，我们能够从韩国引进多少，因为实际上有些我们已经跟它并驾齐驱，有些我们可能已经超过它了，有些有一点差距，它不会主动把技术转让给我们，我们就变成竞争关系， 那另外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转移出去的产业，要看说现在人均收入水平比我们低的国家，那些国家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怎样，企业以及政府帮助企业，转移到那个地方去。
但是对我们现在的金融，比如说像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到底会不会变成，让整个中国经济崩溃的系统风险，我觉得倒不见得会，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关注，不让它继续的扩大跟蔓延。其中，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同比增长7.4%，这是中国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最慢的增长速度。
所以我想，就是说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并不需要关心，但是也不用危言耸听。林毅夫：是短期的，但是现在实际上看到的情形是长期的，而且我也很高兴看到现在——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世行同事反对，国际基金（组织）反对——但是在去年，2014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的《全球经济展望》，那么它就把在经济下行的时候，用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反周期的措施，认为是最优的措施。
受邀的人除了林毅夫，还包括了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 萨默斯、美联储的主席伯南克、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克洛德? 特里谢、以及前IMF的常务副总裁斯坦利?费希尔。在那种状况之下，中国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来看，已经是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大家高度关心的一个课题。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垄断，在这个服务业的垄断、金融业的垄断、还有通信、电力业的垄断，垄断就会有垄断的租，也会引起收入分配的差距，会引起社会腐败的问题，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来改的领域。 林毅夫：第二次采访我是我到世行之前，还没到世行。
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跟我们一样，有好的投资机会的，但他们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的时候，经常受限于政府财的政状况不好、民间储蓄低、外汇储备不足。那比如说，你也提到我们也不要看得太远，比如说，中国的光伏企业，是因为学习了德国，但是我们的人均的收入差了七八倍，可能最好的方式，是找到人均收入高我们一倍、两倍的这些国家，然后来学习它们已经成功的企业，做为一个借鉴，那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您觉得中国应该拿谁做参数？ 林毅夫：我想是这样的，产业它随着（国家）发展的程度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人均收入是7500美元，那美国是53000，德国是45000，日本38000，韩国24000，它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就代表它的产业水平比我们高，那我们的产业，你比如说在高端制造业，在精密仪器，我们跟它有差距的，既然有差距，那我们可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发挥这个后发优势的潜力。
我当时开了一个玩笑说，会不会是7年不是7个季度，我说你们可以去看圣经，圣经上面不是讲说有前面7年的丰收，你可能导致后面7年的饥荒，那当然那是一个开玩笑的话，但实际上是反映我对当时问题的判断。林毅夫：所以就没有办法来利用这个投资机会，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那我们这一点条件还是相对好的。
而世界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的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给予了林毅夫的毕业论文如此的评价，他说，华盛顿共识已经丧失信誉，而林毅夫的贡献，将成为重新思考发展问题的一座里程碑。另外我们是一个转型中国家，那转型中国家就有很多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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